別讓糊弄學消解公文的實用性

從領導講話稿、調研稿的大量雷同，到文件材料和宣傳標語中的地名直接“穿越”，公文抄襲成風，不僅讓公眾看到工作態度的敷衍，更消解了公文的實用效能。

公文不是例行完成的形式作業，而是公共政策與利益的載體，實用性是其天然屬性——要讓執行者看懂、讓受益者明了、讓問題有解。比如，調研類公文的核心在于摸清當地實情，找準問題、給出辦法；《防汛應急預案》的重點是明確暴雨紅色預警時誰來轉移群眾、轉移到何處。這些內容無需辭藻華麗，甚至可以借鑒規范、成熟的表述，但要緊扣實際問題，回應群眾關切。反之，當“糊弄學”成為公文寫作的潛規則，抄襲拼湊、套話連篇替代了實地調研、具體分析，公文便從治理工具淪為紙上空文，一不小心就鬧出笑話。

誠如網友所言：要問責的不是抄襲，是糊弄。糊弄者常以“時間緊、任務重”為借口，套用模板走捷徑，一抄了之。然而，某地防火規劃復制粘貼外地的水文數據、神木市抄襲“愛我長沙”作為本地標語，暴露的豈是粗心？分明是對實用性的無視。若連本地地名、實際數據都懶得核對，又談何精準施策？

另一個常用借口是“規避風險”：照搬照抄雖無亮點，卻能保證不犯錯；而原創性表述若與上級精神稍有偏差，則可能引來問責，于是選擇躺平式寫作。這種思維的危害性在于，固化“向上負責而非向下服務”的導向，助長形式主義，也影響治理能力的提升。長此以往，將是創新能力和思想活力的下降。

拒絕糊弄學，不是否定合理借鑒、苛求原創性，而是要守住實用底線。有人辯解道：“公文格式固定，難免互相借鑒。”需要厘清的是，合理借鑒是參考成熟的框架或結構，但內容必須填充本地數據、具體案例和針對性措施；糊弄是直接套用，連地名和數據這些關鍵信息都懶得修改。前者是為了提高效率、保證規范性，后者就是偷懶和應付了。

公文的重量不在于篇幅多長、格式多完美，而在于是否實用；群眾失望的不是文字重復，而是公共事務被敷衍。整治抄襲的最終目的，是讓公文回歸解決問題的本質，這既需要基層干部“自療”，也需要上級部門把好關，讓糊弄式公文無處遁形。（戴香語）